民国记录簿：陈年奇案

民国记录簿：陈年奇案：刺宋案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即使他就任总理，中国当时的诸多问题

　　与危机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这些问题与危机，或许会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承担；

　　议会民主、政党轮替，或许会有机会在宪政框架内试验、成熟。他的被刺，使这

　　一稍纵即逝的机会长久地丧失了，而此案至今也成了历史疑案，一百年之后，疑

　　云仍未散开。

　　意外发案，意外破案

　　上海地铁3号线南行线路，自江杨北路开出，在四川北路公园附近与4号线渐行渐近，终于在宝山路站并为一线。车站南面不远处就是上海铁路局。在1987年新的火车站建成以前，这里曾是上海站的所在地。再往前追溯，1909年，上海沪宁铁路站开始在此运营。

　　1913年3月20日夜，10点30分，一行人乘马车抵达沪宁火车站。在议员接待室休息了10分钟，他们起身走向检票口。此时其中一人身后闪出一名身材矮小的黑衣男子，掏出**，开了一枪。中弹者先在旁边的铁椅上靠了下，然后振作精神奔向检票口，呼喊：“我中枪了！”刺客见第一枪已经命中，即刻逃窜，中途遇人，又趴在地上开了两枪后跃起逃逸。

　　中弹者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当时正要乘火车北上。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党此前已在国会选举中大胜，独得参众两院870席中的392席（指纯粹国民党籍者，因当时有不少议员身兼数党）。虽然没达到半数，但主要对手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总共也不过223席。当年在日本，一位阴阳家曾赞宋有30年太平宰辅之命，此时他似乎有极大机会以多数党党魁身份组阁，实现责任内阁、政党内阁的梦想。枪响，梦碎。两天后，这位原本前途无限的政治家，在沪宁铁路医院辞世。

　　黄兴、陈其美、于右任以及宋的秘书刘白等人送了他最后一程。但还没等他湖南的家属赶到，遗体就被匆匆殓入了陈其美出资购买的楠木棺材。入殓前请照相师拍照。黄兴主张衣冠齐整，以显示他的光明正大；居正等则认为他遭逢惨祸，不能不留历史纪念，于是又拍了张赤身露出伤痕的照片。刺宋案发生之后，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下令“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国民党则一面自行侦查，一面请沪上的各个警区、捕房提供帮助。诡异的是，两三天后案子竟破了。犯下如此大案，两名嫌犯竟都没有离开上海。

　　应夔丞买凶，武士英杀人

　　宋教仁遇刺后，很快有人去现场勘查，从车站酒吧洋服务员那里得知，宋在议员接待室休息时，曾有3个人频频在室外窥探；在宋走出接待室时，其中两人退到里月台西南角的水果摊旁，另一人站在里月台中央，很可能就是凶手。21日（宋教仁遇刺次日），宝善路六野旅馆有人向国民党报告，有个房客很可疑。此人叫武士英，身材矮小、面目凶恶，生活窘迫。宋教仁遇刺那天，有个姓冯的带着三四个人来找他。之后武面露喜色，向隔壁房客借了3角钱车资外出。晚上8点他穿着新衣回来，用1元钱还了3角钱的借款。隔壁房客说：哪用这么

　　多！武手里捏着几十块钱，得意地说，事成后还有一千。说完就出门去了。当晚他没回旅馆，第二天一早来店结清房钱就搬走了。

　　同日，有两人到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刺宋是中华国民共进会会长应夔丞主使。之后，又有两人（其中一人之前来过）第二次报案，说古董商王阿法也知道此事。23日晚上，又有第三次报案。巡捕房于是先找到王阿法询问，而后采取了行动。午夜，正在迎春坊喝酒的应夔丞被捕。

　　应夔丞是个身份复杂的人物。1864年他出生于宁波，一名秉钧，后改桂馨。他父亲是个石匠，投靠官府炒卖地皮发家。应夔丞年轻时中过秀才，后在上海学过英语，爱挥霍，好结交，江湖人脉广布，是青帮中“大”字辈的大佬，与同是“大”字辈的范高头交好，因为牵连进自立军起义和经营黑道交易，曾被巡捕房拘押，却成功破墙越狱。1906年，范高头被清政府处死，应逃离上海，并改名应夔丞。此后，他捐过官，做过古董生意，办过新式学堂。辛亥革命时，应夔丞动用财力、会党为同盟会打探情报。

　　上海光复后，他在沪军都督府参谋部当上了谍报科科长。后来都督陈其美派他护送孙中山去南京，担任孙的卫队长和庶务长，后又被调到黄兴手下。南京临时政府撤销，他回到上海组织了一个联合青帮、洪帮、哥老会的组织：中华国民共进会，担任会长；之后又被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为江苏驻沪巡查长。政府中，江湖上，他都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武士英的落网更出人意料。应夔丞被捕次日，租界巡捕房去应家搜查证据，发现一可疑人物，经车站目击者和旅馆房客指认，确定是武士英无疑。之后在应家又发现一柄已经射出3发子弹的**，子弹的规格与刺杀宋教仁的是同一种。武士英被捕后痛快供认，他是山西人，在云南当过管带（营长）。行刺前五六天在茶馆认识了一个姓陈的。19日，陈约他加入共进会，派他杀一个“无政府党”。他答应了。第二天吃过晚饭，陈给他一支**，一行4人乘车去火车站，一人在外面望风，另3人买了月台票进站。陈指给他看谁是宋教仁，宋从休息室出来不久他就开了枪。行刺之后逃到应夔丞家，陈已经先到了，他就把**交还给陈。他还见到了应夔丞，应称赞他做得很好。但当初承诺的1000元钱报酬他只拿到30元。

　　应、武二人被捕后，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进行了预审。出人意料的是，4月4日的第二次预审中，武士英当庭翻供说他不认识应夔丞，刺宋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因为宋教仁想做总理、想推翻中央政府，是四万万同胞的罪人。自称卖字画为生的王阿法作证，此前经由朋友吴乃文介绍，他去过应夔丞家卖画。应拿出一张照片问他能否谋害上面的人，事成之后酬谢一千大洋。他不敢答应，去找做保镖的朋友国民党员邓文斌，邓答应后又反悔。两人的谈话被邓的

　　雇主张秀泉听到，报告了国民党，随后邓陪王到公共租界巡捕房去报案。

　　但应夔丞始终不承认与刺宋案有关。他说他的确见过王阿法，不过当时王是拿着吴乃文的介绍信来求职的。至于买凶“我就发疯亦不能（对他）说。我共进会人很多，何必找此种人”。他说他也不认识武士英，把他收留在家中是因为武自称杀了宋教仁，他想稳住武，找机会处置，并推想主使者或是暗杀党，或是反对党，或是党内反对宋的人。

　　会审公堂的7次预审，没有审出什么眉目来。之后，刺宋案被移交给中国方面。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会同上海检查厅厅长陈英等，对从应家搜集到的证据（包括**一支、子弹两颗、密电码3本、函电证据7包、一大木箱、皮箱一个、皮包一个）进行检查，对所有重要证据共同盖印并拍摄照片。4月25日深夜，程、应通电公布了部分证据。国务院秘书洪述祖的名字浮出了水面。

　　洪述祖，字荫之，1855年生，是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玄孙。据当时媒体报道，此人善于钻营，自诩为纵横家，在刘铭传、岑春煊手下做过事，屡次因犯事（贪污受贿、伪造地契、盗卖矿山等）被革职甚至坐牢。辛亥革命时，他曾劝唐绍仪同袁世凯商议，提出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最终将帝国改造为民国的方案。后来他向人吹嘘说清帝逊位诏书是他草拟的。

　　南北统一后，洪述祖任内务部秘书，顶头上司是内务总长赵秉钧。后来唐绍仪、陆征祥两届总理免职，赵改任总理，洪仍呆在内务部。1912年9月，洪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上海等地对会党力量进行调查，事先托人给应夔丞写了封介绍信。两人同是青帮“大”字辈大佬，又有中间人介绍，一见如故。当时因为参与湖北兵变，应正被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通缉，洪述祖往来奔走，为应争取到特赦及江苏驻沪巡查长职务，要他出力解散扰乱治安的会党徒众，并陪同应和共进会副会长张尧卿等人入京，期间应受到赵秉钧和袁世凯接见。

　　程德全、应德闳公布的证据中，洪、应往来函电极多，但起先谈的都是解散会党以及国会欢迎团等事。2月1日，洪突然在信中说“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并叮嘱应阅信后烧毁，应却没有照办。第二天，洪追加一信，称“要紧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吾弟须于题前径密电老赵，索一数目”。同日，应以专用密码给赵秉钧发去密电，第一次提到宋教仁，称，“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皆主举宋任总理。已向日本购孙黄宋劣史，黄兴下女合像，警厅供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2月4日，洪寄出两封快信，告知应的电报送到赵秉钧处后，转交他面呈总统，袁世凯“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应发给赵的密电洪知道内容，可见是赵转交给洪，而赵对内容应该知情。）。此后洪屡次催促应寄出“宋骗案由、提票、影片（照片）”，毫无结果。终于有些不耐烦的他3月6日致信应，“足下明眼人，必须设一妥法（总以取印件为是），或有激烈之举。”一周后的密电中他承诺应“毁宋酬勋位”。

　　同一天应致信洪，主动提出了“去宋”计划：“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急急进行，复命有日。请俟之。”第二天他给洪发电报说，“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18、19日，洪两次密电要他“应即照办”、“事速行”。21日凌晨两点，宋教仁遇刺数小时后，应发出密电称“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9点，他又发密电称“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两天之后应夔丞被捕，得知消息，洪述祖即刻逃往青岛德租界避祸。5月3

　　日，他发表通电自辩，“一年以来，党争日剧，怪状百端，使全国陷于无政府地位，心窃痛之”，所以想“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但他“并无夺其生命之意”，不应该把“毁宋”二字当作谋杀的证据。

　　国民党元老张继在回忆录中说，宋案发生不久，他和人去拜访赵秉钧，恰好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也在。王说洪述祖南行前面见袁世凯，问：“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说：“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宋被刺后，洪又见袁世凯一次。袁问究竟是谁杀宋，洪回答：“这还不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面露不悦，洪出总统府即告假赴天津养病。二十多年后，曾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麐回忆，“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

　　刺宋案悬而不决，与刺宋案有关的人，却在短短6年间俱归尘土。会审公堂预审结束后，武士英被押送到上海地方检察厅，之后检察厅接到程德全命令，将他转移到六十一团兵营。上海检察厅厅长陈英原定于一周后进行特别法庭的第一次预审。不料预审前一天早晨武突然发病，医生赶到现场时已经气绝，验尸结果是“属非毒而毙”。越狱之后，应夔丞逃到青岛与洪述祖碰面，发表要求“**冤狱”的通电，声称宋教仁是叛乱（“二次革命”）祸首，武士英乃为民除害，而他自己“因维持共和而几丧其身”——某种意义上默认了自己与暗杀的关系。按袁克文的说法，应想向袁世凯效忠，请洪述祖引荐，袁假意答应赦免他的罪。于是应“放胆

　　入京”，据说还曾向袁讨要勋位和赏金。次年1月，他从北京去天津，火车开到杨村突遇刺客，被刺于车中。袁克文承认这是袁世凯主使。

　　避过风头之后，洪述祖化名前去上海隐居，离开青岛前以一万五千两白银的价格将一座别墅抵押给了一位德国商人。“一战”中日军占领青岛，把别墅改造成料理店。德国商人找到了洪述祖，向他讨债。媒体的追踪报道暴露了洪的行踪。

　　1917年4月，他刚从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交保获释，就被宋教仁15岁的儿子宋振吕以及秘书刘白捉住送官。两年后洪被北京政府大理院处以绞刑。在狱中他为自己写了两副挽联：“服官政，祸及其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入地狱乃佛语；知天命是圣言。”

　　牵涉进刺宋案后，赵秉钧自请免职，好不容易才获得袁世凯的批准。第二年春，他死在家中床头。对他的死因，历来有诸多传言，但多半认定袁世凯派人投毒。但赵秉钧之孙赵纯佑在1998年给族人的信中却说，家属亲见赵秉钧死于脑溢血，并没有所谓的七孔流血，“后人作传，妄加枝叶，引人猜疑袁因涉有加害之嫌，指为北洋集团离心之始。”

　　不过，等到南北议和，临时大总统之位易手时，孙中山又开始赞成内阁制，努力

　　使并非“置信推举”的袁世凯成为“神圣赘疣”。对于为什么主张内阁制，一年后宋教仁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的演讲说得很明白，“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异之，如必欲变异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在日记中，他曾指责孙中山做事“近于专制跋扈”。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提交的第一份内阁名单未获通过，因为党内有不少人反对宋教仁出任内务卿，有些人甚至声言非把他逐出同盟会不可。这种声音，直到宋教仁被刺前也未完全消失。不管刺宋是不是袁世凯授意，事后来看他的确是最终受益者。

　　台湾史学家吴相湘综合各种史料提出，当时宋教仁、黄兴已计划在正式总统

　　选举中推举黎元洪，而由宋以国会多数党领袖身份出任总理掌握实权，将袁世凯

　　排斥在政府外。

　　宋教仁留给国民党参议、《民立报》社长于右任的遗嘱是，“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的，死亦何悔？”驻院陪护他的《民立报》记者周锡三曾听他在神志清醒时说，“吾不料南北调和之事，乃若是之难。时事如斯，奈何！奈何！”宋似乎认为，他的被刺只因努力调和南北而被误会。如此说来，他没有将袁世凯视为行刺的主谋，因为袁不可能在这件事上“误会”他。

　　更耐人寻味的是，宋教仁临终并未提及孙中山，反委托黄兴代拟一电发给袁世凯，慨叹“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冀望袁能“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辞世后，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仍按原计划北上。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25日，参议院选举国民党籍议员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但历史已经悄然转入另一条轨道。据国民党籍议员邹鲁回忆，宋教仁死后，党内其他领袖不能北上主持大局，北京国民党本部群龙无首，不但不能联络其他党派，甚至统一本党也有困难。国民党原是联合各派而成，但老资格的同盟会远比其他派别激进，相对稳健的派别不以为然，加上局势低迷，许多人纷纷脱党。由梁启超等人策动，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在国会中声势顿增，国民党声势日减。

　　在某种意义上北京政府与国民党采取了相似的策略：一边就刺宋案作法律论争，一边准备着武力解决的方案。6月，袁世凯先发制人，借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国民党籍都督曾通电反对向六国银行团借款，不服从中央，将他们免职。次月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偃旗息鼓。一度有望执政的国民党，再度成为流亡海外的革命党。

　　史学家唐德刚曾遗憾慨叹：宋教仁案“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均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宋教仁之死令人痛惜。诚然即使他就任总理，中国当时的诸多问题与危机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这些问题与危机，或许会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承担；议会民主、政党轮替，或许会有机会在宪政框架内试验、成熟。他的被刺，使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长久地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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