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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3-03-22 18:53:48

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思维 已完结

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思维

来源:追书云 作者:小谷 分类:婚恋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号称“富有四海”,坐拥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成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么,道光帝的节俭为何没有为他留下美名,却被人取笑为抠门、吝啬呢?作为一国之君,他究竟能俭朴到什么程度?道光帝这种过度的节俭,是天性使然还是别有用意呢?展开

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思维厉害了我的国 :中国古人的经济学思维

  作者 小谷

  分类 人文社科

  免费章节 1

  简介

  本书所论及的时间段跨及秦朝至清朝,作者对封建时代的研究,从论述内容上讲,不仅仅限于对经济思想、经济制度的探究,还大略讲了在农业经济思想影响下的礼制结构,以一般至特殊、思想到制度的顺序论述,探讨古人的经济学思维。

  进入1911年,北京所有掌权的人们,没有一个想到他们快完蛋了。那个时代掌握大权的人留下来的日记,包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书信,没有一个人在10月10日之前想过大清朝快完蛋了,从上到下都没有。他们的日记整天记录的就是吃饭送礼,看上去似乎真是繁华的“盛世”。街上到处是灯红酒绿,胡同里的生意好极了,澡堂里的生意好极了,就像香港今年出版的英国爵士巴恪思尘封了68年的《太后与我》所说的,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澡堂里忙着同性恋。这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巴恪思告诉我们晚清最后十年中王公大臣和将军们的私生活。由于缺乏旁证,他的回忆录不能完全当做信史来看待,但是也不能当做完全的八卦来看待,八卦中有信史,信史中有八卦,历史就是这样的复杂。王公大臣们的私生活是高度保密的,像巴恪思爵士这样进入他们生活核心的,才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晚清当然是一个败坏的时代,这样的时代被消灭,大家会拍手称快,没有人会为它惋惜,所以大清朝脱轨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只不过不在掌权人的意料之中。

  1.1 雨成灾,危机显

  大清朝为何脱轨?真正直接影响大清朝脱轨的第一个原因是下雨,天不断地下雨。清朝末年,发生过一次巨大的灾荒,当时的人称其实二百年未有之奇灾,史称丁戍奇荒。

  丁戍奇荒时间发生在光绪年间,时间大概是在1876年到1879年,其中灾荒最为严重的时间是在77年、78年,因为这两年按照传统的纪年方法,分别是在丁丑年、戊寅年,所以称这次灾荒为“丁戍奇荒”。

  丁戍奇荒这次灾荒蔓延到了大半个中国,尤其以山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五个省份等地方在灾荒最为严重,一直波及到了南方的多个省份,席卷大半个中国。尤其是山西地区,十多年的田地基本上都损失殆尽了。灾荒中死亡的人数粗略在1000万人以上,简直是骇人听闻。

  光绪皇帝刚刚继位,这场饥荒就被他碰到了。1876年,先是在在广东、福建等地发生了严重的雨灾。与此同时,北方各省又爆发了严重的旱灾,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的粮食基本上是颗粒无收。

  光绪三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改善,反而愈加严重,在北方的九个省份,接连受灾,一发不可收拾。除了旱灾之外,蝗灾、冰雹接连不断。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严重的灾荒之后,又是严重疫情。

  1883年,大清国爆发经济危机,不少巨商大贾,尤其那些之前擅长资本运营的大佬们,如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等纷纷落马。危机从金融界迅速蔓延到实业界,大量公司纷纷倒闭。当年,《字林沪报》上的一篇评论认为,造成危机蔓延的原因,除了大环境之外,“炒股炒成股东”也是问题之一:此前几年改革开放,大清涌现出来的大量的公司,令新生的证券市场风生水起,异常活跃,吸纳了数百万两白银;而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股东们,却只想做个“股民”,股票“投资”市场成为股票“投机”市场。大量的借贷资金,甚至国有资金,变着法地涌入股市,争相攫取暴利,而一旦熊市登场,手中股票便成为一张废纸,债主登门逼债,“股东们”(“股民们”)遂无地容身,“为伙者亏空店本,为东(东家)者累及他人”,因此加剧了市面的震动。

  在“官利”制度下,“不幸”成为股东的投资者,当然会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以图短期套利。而当大清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证券交易场所后,公司招股难的问题在表面上被“资本市场”大跃进所取代,但在人们踊跃,乃至疯狂抢购股票的背后,依然是视“股东”为畏途的投机心态。

  夸张一点儿说,是一场雨压垮了一个朝代。

  到1906年冬天,饥饿和寒冷都进入了灾区,无情地吞噬了受害者的健康和生命。根据上海的《通问报》报道:“江北徐海等地的数以千万计的饥饿人口,以及在灾区数百里因饥饿而造成的无数人死亡。”

  连续几年的大雨一次次地淹没农民辛苦种植的庄稼。因雨成灾,粮食没有丰收,大米价格急剧攀升,抢米风潮到处出现。最大的抢米风潮发生在1910年4月的湖南长沙。长江流域出现四百万以上的饥民,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和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大清王朝仍然固若金汤,但是老天爷偏偏要跟爱新觉罗氏作对,当长江流域大水成灾的时候,1911年夏天南京城可以划船,武汉城可以划船,同时山东巡抚告急山东缺粮,甚至连东三省也因雨成灾。鱼米之乡、江浙二省此时也出现粮食危机。少年徐志摩时在杭州府中读书,有一天去看电影,发现那么多人围在那里,原来有人在抢粮,把米店抢了,原因是大米价格太高而买不起。他电影也没看成,黯然回到学校宿舍,详细记下了那一天的所见所闻。这是一个少年学生亲眼所见,写在私人日记里面的,可信度很高。

  粮食危机可以说是大清王朝脱轨的第一个主要原因,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辜鸿铭写信给上海的《字林西报》说,参与武昌起义的新军,海外留学回来的革命党人还比较文明,革命有节制,但是长江流域有几百万饥民,这几百万嗷嗷待哺的饥民一旦卷入革命,革命就会失控。辜鸿铭已洞察饥荒对于大清朝的威胁了。

  当时清廷度支部已没有什么钱,隆裕太后至少三次从宫中拿出现银赈灾,给江苏、四川和湖北,当革命发生以后,她一面压制革命,一面赈灾,因为饥民才是她政权最大的威胁。

  因为粮食收成不好、连年歉收,导致百姓频繁借贷,以至于百姓生活愈发贫困,毕沅在给乾隆皇帝的上书中就直言指出了这种情况:"凡有恒产之家,往往变卖糊口。近更有青黄不接之时,将转瞬成熟麦地,贱价准卖。山西等处富户,闻风赴豫,举放利债,借此准折地亩"。普通百姓的经济状况本就不容乐观,碰到这类自然灾害经济状况更是大受影响,而为了维持生计,百姓只能借贷,这就导致普通百姓又背上了新的债务负担,由此便陷入恶性循环,百姓一旦背上沉重债务,便极难脱身。

  如果碰到战争等情况,百姓同样可能需要借债度日。清代的许多战争虽然并不发生在内地,而往往发生在西北,但一旦战争开始,朝廷则必然加重赋役以支付膨胀的军费,而这些赋役便必然是添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的,而其中受赋税徭役剥削最重的,则是江浙等富裕的、日常缴税便很多的省份,这些省份由于平日富裕,本就承担了比较重的赋税,到了这种时候,赋税进一步加重,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常常只能靠借贷来交税。

  粮食危机还带来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在近代化的社会永远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当大米危机出现的时候,大清朝或许还有救,当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就真正没救了。1911年10月12日以后金融危机首先在北京出现。武昌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已经是10月11日,11日到12日之间, 内阁竟然没开会,王公大臣没有做出一个决策,直到10月12日凌晨5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策:出兵镇压,派荫昌去。荫昌曾在德国留学,学过军事,曾作为清朝的使节出使德国,他最拿手的是唱京戏,但这次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在北京城足足逗留了三天才缓缓出发。其实他是在运作重新起用袁世凯,当他15日傍晚登火车的时候,朝廷前一天已下达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诏令。

  荫昌出发前,管铁道的邮传部长盛宣怀来了,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只要保全汉阳铁厂,奖励十万大洋。盛大人下车时还对着火车窗户跟荫昌说:“这个事情别忘了。”荫昌说:“盛大人,你放心,只管把大洋准备好就行。”这句话让外国记者全听见了,他们的理解是:原来朝廷派兵南下军饷没准备好。第二天,日本、英国等国记者纷纷发布消息,到处都传开了,国库当时还是有两百万大洋,13日就拨出了五十万军饷。

  但是,这个消息一登出来,老百姓认为清朝没钱了,意味着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大家都到银行取钱, 最起劲的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他一家就取出至少几百万两以上的巨额存款,直接存入英国汇丰银行。只有两天的时间,北京有几家银行就关门了,以前可以给银票、纸币,现在都没有人要了,只要现大洋,宁肯背在身上重一点,但是踏实,能买到米,米也越来越贵了。他们每天在日记里写着:今天大米价格又飙升了,而且店里没有那么多米卖给你,警察出来维持都没用。

  接下来发生金融危机的是上海,昔日富庶繁华的十里洋场一夜之间现金不够了,他们向外国人紧急呼救,外国银行原来对中国银行很好,这个时候就不好了,因为不相信中国银行了。上海几家大的民营银行都关门了,门口贴出告示“因现金告急,暂停营运”。从南到北,全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甚至包括最稳定的东三省像奉天、营口、大连等地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金融危机。

  中国的传统小农经济模式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一般来说,在地广人稀的时期,家庭中无论男女都会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以保障生存需求。而在人多地狭的时期,家庭内部的分工就会出现变化,一般来说男主人会承担农业耕种的任务,而女主人则会从事以纺织为主的手工业生产,制造相应的手工产品以补贴家用。而连年的雨灾只是打破传统的务农经济的开始,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西方文明同样对中国本土的手工业造成了巨大打击。

  在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国门之后,他们便开始了向中国的手工制品倾销,其中尤以纺织品为最多。清朝中后期,西方列强中的大部分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他们国内的生产力要远远超过中国,尤其是纺纱机的发明让他们在纺织品的产量上遥遥领先。因此他们以极低的价格向中国人民售卖他们的产品,由于其低廉的价格,很快就占据了中国市场中的主导。这对于中国本土的手工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清史稿》记载:“洋布盛行,价当梭布,而宽则三倍……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昏庸无能的政府在军事行动上的连连失利导致赔款数额与日俱增,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彻底摧毁了清朝的经济体系

  1.2 谣言录,逃难潮

  与金融危机同时出现的是逃难潮,他们兑钱出来做路费,北京人逃到天津去,天津有租界,使得租界人满为患。像严复这样有地位的人,逃到天津后,连房子都租不到,最后只好在小旅馆里住,因为他跟外国人关系很好,外国人说“你可以到烟台来,我借个房子给你住”。天津全都住满了,房价急剧攀升,有一些北京人在天津待不下,就住在北京的两个地方,一个是东交民巷使馆区,一个是六国饭店。还有一个流向是纷纷逃亡上海,全国各地都有人逃到上海,上海的房价也贵得不得了,米也贵得不得了,当上海和天津租界人满为患的时候,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逃难的背后是人心恐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谣言,大清朝的脱轨,可以说是因为下雨,也可以说是因为谣言,报纸上每天登载的消息有许多是假的,凡是讲革命党人胜利的消息,在南方的报纸畅通无阻,而说清兵打胜仗的报馆就有几家被砸了。

  很多人当时的日记里每天都是不同的谣言记录,但过了几天,谣言统统都变成了事实。比如说今天写的“太原沦陷”,明天写的“西安沦陷”,过后一个星期都变成事实。

  中国的经济体制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一个是宋代之前的自然经济时期,一个是宋代之后的货币经济时期,其分别主要在于农民缴纳赋税的方式。在自然经济时期,人民只需要每年向政府缴纳一定的粮食,就可以完成上税的人物,而在后来的货币经济时期,农民上税的方式变成了缴纳钱财,清政府采用了白银与铜钱并行的双轨制经济体系,在清中期之前,这样的经济体制还相对稳定。

  不过随着西方国家向中国内陆贩卖鸦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逐渐发生了转变,从贸易顺差大国逐渐变为了贸易逆差国家,清政府的白银不断向西方流动。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国内的白银价格上涨。在清政府的白银铜钱双本位经济制度中,税收的数额是按照银价来计算的,而百姓在日常中使用的货币却多为铜钱,银价的上涨就导致了铜钱的贬值,这在无形中加大了百姓的税务压力。

  《清史稿》记载:“银每两值钱二千,庸一年工,只易五两钱,庸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

  而且在虎门硝烟之后,西方国家发动了鸦片战争打开了我们的国门,清政府更是签下了种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中无一例外都有要求清政府赔款的条款,如此一来,清政府的白银储备进一步减少,国内的银价持续走高。清政府律令中本来规定一千钱的价值等同与一两白银,但是到了道光时期,一两白银可以兑换接近三千铜钱。这就意味着在税收数目不变得情况下,农民们需要缴纳相当于之前三倍的钱才能够达标。这让农民们本来就变差的生活条件进一步下滑。而且为了向西方国家赔款,清政府还提高了收税的数额,这让当时的农民阶级更加苦不堪言。

  面对因为农民起义而组建的太平天国军队,清朝一时也没有强大的军力来镇压叛变。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充许各地方政府组建自己的地方武装,但是军费得自己想办法解决。根据后来的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军队消耗了两千万的军饷。那么当时的湘军是怎样筹措军饷的呢?

  清廷对汉臣并不信任,也不能像唐朝那样,把地方人事财政大权都交到节度使的手上,所以地方财政曾国藩插不上手,地方的财政他们是不能插手的,但是地方多少会帮忙一些,只是钱不是很多。实在没钱了,曾国藩多次厚着脸皮找湖南乡绅捐助。但是这样的军饷来源也是比较少,后来在皇帝的授权下,还专门选择出一些不重要的职务来出售,通过卖官来筹措军费。还有就是战利品,以战养战。前期的时候,湘军并没有打很多的胜仗。而且一般战利品都会成为私人物品,军官和士兵在拥有之后,并不会交出来。所以这些钱财都到了私人的腰包中,这也是在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的时候。湘军几个月没有发军饷,但是经常打胜仗也没有才没有发生士兵逃跑的情况。

  其实当时大部分的军饷都是来自商人的税收。曾国藩上书清廷征收商人厘金,于是成立厘金局,厘金就是设卡收过路费,在商人运送货物的道路上设置关卡,对那些过路的商人征收税收。并且不同的物品税收也不一样。但是大致都在百分之一左右,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军饷来源。即使这样,还是时常不能按时发放军饷。一直到,湘军夺下安庆这个地方。因为控制了长江水道,水路也收取厘金,这样一来这些钱成为湘军主要军饷来源,一共负担了一千四百万的军饷。

  大清朝之所以脱轨,确实是金融有问题,银行要关门,国库也没钱,这是财政困难。一个天朝大国,到了国库山穷水尽的时候就一天也混不下去了。钱都到哪里去了?毫无疑问是落到私人的口袋里了,许多亲王、贝勒和大臣家里都很有钱,唯独大清朝的国库没钱。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二十万两白银,许多部因为没有办法发工资,纷纷关门,度支部不断地想办法借款。显赫的盛宣怀第二个女婿在司法部任职,离开北京时,竟然找不到路费,因为司法部已经不发工资了,等了45天,终于等到了二百两银子,船票涨价,路费都不够,最后在天津的典当行典当凑齐了450两,终于南下上海,但是拖了很长时间。袁世凯后来逼隆裕太后把私房钱吐出来,一次一次的逼,拿到巨款后他还是不肯出兵打仗。

  1.3 官商合,内里光

  为了能巩固自己的生意,不少行商选择了依附于官场。晚清的官商合流,也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这一时期繁荣的捐纳,同时又对捐纳的推行起到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为捐纳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和报捐者的保证。报捐群体,多来自殷实之家,拥有财赀,声望颇高。

  在晚清之前,捐纳的消费群体,主要集中在富裕的地主阶级子弟之间,然而随着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加剧,和财政的吃紧,参与捐纳的群体范围越来越大,自咸丰同治以后商人逐渐成为捐纳的消费主体,所谓有众商伙捐,一人出名赴官,众人随同牟利。

  由于小农经济的束缚、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加之清政府通过设置厘金等方式,进行的残酷剥削,一向受制于封建政府的商人,在近代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谋求更多的财富和利益。

  本该衣食无忧的商人对捐纳趋之若鹜,希望能凭借已有的经济优势换取一定的政治地位,向拥有权力的统治阶层靠拢,从而为自身的发展争取有利条件。

  因此,在商人的推动下,晚清的捐纳事业愈发如火如荼。广州十三行是清朝闭关锁国政策之下,进行海外贸易的中介机构,随着十三行的发展,在此衍生出了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商人群体,其中伍受昌、潘仕成等巨商家族最为显赫。

  在大清特色的体制下,行商们承担了外贸管理的职责,要为外商们的一切违法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以达到“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目的。反走私的第一责任人并非政府,而是为外商担保的公行商人。这一制度设计,为官员们提供了绝佳的进退空间,既可以高调打击走私,抬高“寻租”的行情,又不必亲自动手,且可以随时推卸责任。

  帝国的经济圈是森严的,只要出任政府的行商,尤其是经营的不错的行商,就没有自由退出的机制。政府明文规定:“乏商(无实力的行商)应即参革,殷商(有实力的行商)不准求退,即实有老病残废等事,亦应责令亲信子侄接办。总不准坐拥厚资,置身事外。”(《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行商后人、民国时学者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说,行商因不堪苛征暴敛,多有中途退办行务者,但退办时必须先清偿债务及历年来欠饷及罚金,才可能被批准退出。而且,因为行商资格是皇帝亲自任命的,退出也必须等待圣旨核准。否则,即便行商不想再干,却不能不继续承担义务。“有时行商即已退办,而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较弱,仍令其重新执行行务,行商不愿再作冯妇者,海关监督则强其为之,因是值得借债勉强支持生理(生意),迨至不可收拾时,遂须受监追、查抄家产、充军伊犁之苦。”

  梁嘉彬记载说,诸多行商中,只有“义成行”老板叶上林,顺利地获得了同意退出的圣旨,而其他人则要通过行贿才能退,而且依然可能被随时取消退休资格。梁嘉彬记载道,就在伍秉鉴花费了创纪录的50万银元后次年,“天宝行”老板梁经国为了“退休”,仅仅行贿了3万银元,价格之低“为向来所稀有”。

  作为帝国特许的外贸进出口商,“行商”曾经是中国式财富的代表,广东十三行也是中国外贸的垄断群体,他们与盐商一起构成了中国富豪的主体。但是,1826年11月16日,57岁的华人首富兼世界首富伍秉鉴正式通知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已经获得了“粤海关监督”的准许,不再担任行商;同时,他也把生意交给了其四子伍受昌管理,请英国商业伙伴们多多帮助他儿子。

  1808年,另一行商、“同文行”的老板潘致祥,也花费了10万两白银(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贿赂官员,获准“退休”。那时,潘老板才53岁,与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一起,号称广州四大富豪,并且名列榜首。但是,他却公开宣称:“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仅仅6年后, 1815年1月11日(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潘老板就不得不结束“宁为一只狗”的自由生涯。嘉庆皇帝直接下文:“退商潘致祥久充洋商,家道殷实,从前朦混请退,本属取巧,现当洋行疲敝之时,岂容任其置身事外。着责令仍充洋商,与各总商认真清理一切,毋许狡卸。”(《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

  在帝国看来,商人们当年靠权力致富,却在致富后一走了之,实在有点辜负朝廷的多年培养。好在朝廷还有国家机器,自有办法不容其“置身事外”,一纸文件,取消了“退休”资格,将已经跑路的潘老板捆绑回来,他之前花费的10万两白银,等于扔到了水里。

  帝国商场,从来不是自由进出的所在,一切都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包括准入,也包括退出,违者将遭到国家机器的严厉打击。首富为了这次跑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一是时间成本,从嘉庆十四年(1809年)提出退休熬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足足17年;二是经济成本,根据东印度度公司的文件记载,首富为此足足花费了50万银元的巨资,上下打点,才获得了这张史上最贵的退休证。

  但是,东印度公司的文件也记载道,这份花费巨资、等待 17 年才拿到手的退休证,依然可能被当局随时撤销。

  尽管行商们的日子并不好过,但面子还是要撑起来的。

  1823年,被美国商人恶意欠款100多万美元、到白宫**未果的广东“行商”潘长耀去世。次年,只为外商讨债的大清政府,宣布他的“丽泉行”破产,对其全部财产进行拍卖,以便偿还他的外国债主,保住天朝脸面——至于他的外国债权如何收回,大清政府是从来不在乎的。

  潘的遗产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那座占地1公顷的豪宅,位于广州西关,被外国人称为“宫殿式的住宅和花园”。英国著名建筑师和风景画艺术家、设计过伦敦圣·彼得大教堂和英国下议院的Thomas Allom(1804~1872年),曾为这座豪宅绘制了一套画,至今仍能以极高的价格驰骋书画拍卖市场。而1926年发行的中国农垦银行一元纸币,主图就是这座豪宅。

  “行商”的豪宅,总是世界人民的关注对象。1817 年,英国使团副使Henry Ellis,访问了伍秉鉴的豪宅:“浩官(伍秉鉴)的别墅尽管还没有全部完成,价值已达200万元(约合如今人民币2.88亿元),其规模与其财富相匹配。这座别墅、或称为宫殿,分为几个组团,以一年四季的不同题材大量采用镀金和雕刻装饰,显得极有品位。”

  另一位美国牧师Howard Malcom,则记载了伍秉鉴豪宅室内的奢华:“除了华丽的中式灯笼,还悬挂着不同规格和款式的荷式、英式和中式枝形吊灯。意大利的油画、中国的挂轴、法国钟、日内瓦的箱子、不列颠的碟子等装饰着同一个房间,并点缀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自然珍品、蜡制水果模型和造价不菲的白 鑞制品。”

  一名法国人则在《法兰西公报》上炫耀说:“这一处房产比一个国王的领地还大……这花园和房子容得下整整一个军的人。房子周围有流水,水上有描金的中国帆船。流水汇聚处是一个个水潭,水潭里有天鹅、朱鹭以及各种各样的鸟类。园里还有九层的宝塔,非常好看。有些塔是用大理石建造的,有的是用檀木精工雕刻出来的。花园里有宽大的鸟舍,鸟舍里有最美丽的鸟类……妇女们居住的房屋前有一个戏台,可容上百个演员演出。戏台的位置安排得使人们在屋里就能毫无困难地看到表演……大门外不远处有一个印刷所,潘庭官在这里印刷他家族的传略,以传之后世。”

  如同皇家园林常常与天朝尊严挂钩一样,豪宅一直是广东“行商”的重要名片,并非私人玩物,而是营销工具,显示着、或者假装显示着他们的资产实力及政经资源,成为中国式富豪的标准配备。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说:“行商独占时代,广州商人之中,在其行馆中皆附属有工程浩大、各式具备的花园。”这些花园的规划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了大规模接待的公关功能,比如花园里的步道就大大超出了一般路径尺度。

  “行商”们在后花园“烧”了不少钱,以此维护脸面、展示实力,而这些门面与他们的生意一样脆弱,不知道何时会突然失去。

  1.4 往贵买,往贱卖

  通常来说,做生意都讲究一个贵买贱卖,以低廉的成本价和高额的售出价来赚取丰厚的利润。

  买贱卖贵,出处汉·张衡《西京赋》:尔乃商贾百族,裨贩夫妇。三国·吴·薛综注:裨贩,买贱卖贵,以自裨益。

  而范蠡和商祖白圭认为,“时贱而买,虽贵已贱;时贵而卖,虽贱已贵。”强调商人要善于捕捉商机,把握时机,不失时机地买进卖出。商业的利润源于买卖的差价,一旦发现买卖的时机一到,则要“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

  魏文侯时,国人注重农耕,而白圭却乐于观时机的变化。粮食丰收时他买进谷物,卖出丝漆。待蚕丝上市时他就大量收购蚕丝,售出粮食。他曾说:“我做买卖,就像伊尹和姜太公那样有计谋,如孙膑和吴起那样善于判断,还能像商鞅执法那样说到做到。有些人的智慧不能随机应变,其勇敢不能当机立断,其仁爱不能恰当地取舍,其倔强不能坚持原则。所以,这种人跟我学经营之道,我也不会教他的。”

  这段话,把他掌握贱买贵卖时机的“时断”与“智断”阐述得淋漓尽致。白圭的经商原则和经验,都被后世商人所称道。他凭着自己的这套经营谋略,精心经营,以至家累千金。

  而清朝那些表面风光、内里精光的行商却有个令国际贸易界侧目的中国特色——“贵买贱卖”。

  当时的美国商人Sullivan Dorr记载,“行商”倪秉发在进口西方产品时,给外商们(主要是英商),提供高出市场价9%~15%的报价,但要求赊销。同时,他在向外商们(主要是美商)出口茶叶时,不仅价格低于市场价,而且也提供相当数额的赊销。

  如此反向操盘,大大地挤压了获利空间。中国商人反常的“贵买贱卖”,其实出于两个看似矛盾的动机:

  一、通过“贵买”及从外商处获取赊销权,间接获取流动资金贷款,应对中国国内的融资难问题;

  清代民众在日常生活中的借贷行为已经十分普遍,在清代的众多史料中都有着记载。例如,史料中曾记载山东莘县一个普通民众的借贷行为:“名言家贫,常向王氏借贷,每千钱,按月八分行利,名言因借欠无偿,于乾隆十年及十一年两年,曾将己地三亩二分,两次折算本利,卖与王氏,共作价银一十七两六钱”。又有记载河北高阳县的一个普通民众“张钰乏用,曾捐地十五亩,借李大各大钱十五千,言明三分起息”。由此可以看出,清代民众的借贷是比较普遍的,并且在城市之外的地区,借贷往往是在民众之间进行的,双方会在借贷之间谈好利息,如果借款的人无法及时还清,则需要变卖家中的田产以归还贷款。

  除了普通的百姓之外,清代一个特殊群体的借贷行为也是十分频繁的,那便是八旗的士兵。八旗虽然在清军入关之初贵为精锐之军,但随着清朝建立了稳固的统治,战事日渐减少,许多八旗士兵的军事技能已然缺乏训练。并且,清廷规定八旗身份乃是世袭,并且不准从事其他行业以谋求生计,导致许多八旗士兵到了清代中后期之后生活日益贫困。

  而商人为了填补日常生意上的空缺也不得不加入到贷款的行列中。

  二、通过“贱卖”及给外商提供赊销,获取贸易机会,保住自己的“行商”资格,拆东墙补西墙、用后账填前账,延缓经营危机爆发。

  胡雪岩经商有一句名言: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也就是说,做生意要懂得变通和圆滑,胡雪岩几十年都是这么做生意的也做得很成功。

  胡雪岩是一个有情怀的商人,赚了钱之后也考虑带动全民奔上小康,也想着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贡献。为此,胡雪岩与外商开展了一场生丝大战,目的就是为了拿到生丝的国际定价权,为中国的丝民谋取更大的利益。为此,胡雪岩不惜高价大量收购生丝,屯了两千万两价格的生丝。

  本来只需等待一个好的时机,胡雪岩就能实现拿到生丝定价权的心愿,但偏偏祸从天降,一边是欧洲生丝大丰收,拿到定价权没有了可能,一边是深陷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政治斗争。

  原本即使拿不到生丝定价权,但只要把手里的生丝卖出去,胡雪岩也不会亏本,可生丝还没卖出去,胡雪岩在银行的贷款到期了。

  一开始胡雪岩不甘心贱价把生丝卖出去,所以只得拆东墙补西墙,以贷还贷,几百万两银子的周转,对于胡雪岩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可陷入政治斗争,生意经就没那么单纯了,胡雪岩的靠山是左宗堂,同时胡雪岩也是左宗堂的钱袋子。

  当时李鸿章和左宗堂是政敌,李鸿章扳倒左宗堂的策略是要先拿掉他的“钱袋子”,所以李鸿章是想法设法要打击胡雪岩。胡雪岩屯生丝资金周转不灵是李鸿章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是好做文章的时候。所以胡雪岩面临的是重重危机。

  首先是李鸿章放话给家银行不准贷款给胡雪岩,但胡雪岩还有自己的银行,他可以借自己银行的资金做周转,然后卖掉手里的生丝度过危机。但接着李鸿章就把胡雪岩资金周转不灵的消息放了出去,导致在胡雪岩银行存款的人纷纷要求兑现,“挤兑潮”对于胡雪岩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还没完,李鸿章通过各种关系不让人买胡雪岩手里的生丝,而且让手底下的人诬告胡雪岩,说胡雪岩在代表清朝跟外商银行贷款的过程中吃拿回扣,这消息是直接传到了慈禧手里,慈禧大发雷霆,立即就差人拿办胡雪岩了。

  至此胡雪岩再无力回天,向左宗堂求救的信也被李鸿章拦下,胡雪岩是彻底断了后路,曾经的辉煌也在瞬间化为乌有。

  显然,从融资的角度看,这两种操作是反向对冲的。但是,资金与市场,却又缺一不可。由此行商们便陷入了恶性循环:牺牲了利润的“贵买贱卖”,造成资金进一步紧张,进而更深地依赖“贵买贱卖”。如此饮鸩止渴,在出口商品的质量上做点手脚,也就几乎毫无悬念了。当时费城最大的茶叶商人Stephen Girard指出:“赊账的商人可能获得两到三年的信用期,但既然他在价格上占了便宜,茶叶的质量大概就比信誉卓著的商人买到的茶叶差了许多。”

  尽管喜爱向老外们炫耀财富,大多数的中国商人却既无资金实力、又无管理能力,经商如同摸着石头过河,混一天是一天,不断透支信用与信誉的“亏本买卖”,也就成了苟延残喘的强心针。

  1.5 银议罪,钱养廉

  清朝乾隆年间,官场上流行一种“议罪罚款”的制度。众所周知,乾隆皇帝好大喜功,连年对外征战,致使财政支出倍增,导致国库空虚。与此同时,晚年的乾隆皇帝更加注重享乐,四处巡幸、修建行宫、举办寿庆,而负责管理皇家事务的内务府财源有限,因此捉襟见肘。说白了,乾隆皇帝出手阔绰,很能花钱,但私人荷包却没钱。

  为了解决皇帝没钱的问题,和珅想出了“议罪银”的方法——一项以钱顶罪的制度,即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以多少不一的银子来免除一定的刑罚,此法出台后,立即受到贪官污吏的欢迎,同时也招致一些直吏的质疑。应该说,议罪银制度的实施,使乾隆皇帝的钱包鼓了起来,解决了他个人的财政危机。但同时,也加速了那些贪官们敛财的力度和速度,加深了清王朝腐败的速度。说白了,就是官员犯了错,上缴一部分“议罪银”便可免罪。

  在《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八中载明:“官员承问引律不当,将应拟‘斩’、‘绞’人犯错拟‘凌迟’,及应拟‘监候处决’人犯错拟‘立决’者,承审官降一级调用,审转官降一级留任,臬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罚俸开始施行时,主旨只是针对一些较小的过错,在尚不足以撤职、降职的前提下使用一下,让官员感到有点儿“心疼”,以便从此更加严谨为官。

  在和珅看来,整个大清朝,最有钱的人无非是那些地方督抚,掌握盐政、织造、税务的官员,以及富商大贾,而这些人没几个是“干净”的,因此想要弄钱,就得从这些人下手,因此“议罪银”的征收对象就是上述人群。但到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但到后来,事情悄悄发生了变化。

  首先,这些“议罪银”没有明确的数额,伸缩性极大。全靠当事人根据所谓的实际情况把握,是多是少只凭一张嘴,谁的嘴大谁说了算。皇帝不说罚多少,受罚者自己报数就只能往高里说,万一报少了,皇帝不满意,给顶回去,那就算白报了,丧失了缴钱免罪的机会。这种潜规则自然成了破坏制度的重要一环。

  其次,交了钱就可以免罪。受罚者食髓知味,会丧失对渎职违章的警惕。反正花钱就能摆平,那就犯了受罚,罚了再犯,千锤百炼。花钱免罪无疑是对罪恶的包庇与纵容,从而引发社会对善恶判断的失序。

  第三,受罚者白花花的银子拿出去了,他还得拼命把这些钱挣回来。即使不为盈余,他也得把这个窟窿堵上,想方设法抠钱。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心思理政,哪里还会想着为民服务?他得先为钱服务。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什么方式搜刮钱财?当然是违法手段,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挣辛苦钱,猴年马月也挣不够这笔巨款。于是,一层层盘剥下去,最后都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

  那么,被罚的钱哪里去了呢?如果进入国库,用于发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罢了。而事实上这些钱最后都进了内务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账户。据说,广储司银库所收罚款,每月都要将数目开单呈报给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开报时要逐项列报罚款人之姓名,缴款数目,以及已缴未缴情况,再由和珅转奏皇帝。皇帝精着呢,谁少给了都得收拾他——官员犯错,皇帝得钱,岂不快哉。到最后,那些高级官员成了皇帝的“白手套”,专替最高决策者搜刮,最高决策者成了罪恶之源。

  这个议罪银不仅数字高的离谱且随意,交议罪银的资格也并非是人人都能有的。自古以来官官相护,层层克扣的现象不乏常在。何况这议罪银最后也是进了皇帝的兜里,因此,能交的了这议罪银的人,无不是受了“皇恩浩荡”,或者一层层向上拜访,从中周旋打点,才有了往皇上的小金库里打点的机会。

  在那时要跟皇上搭上边的,不得不提权势滔天的和珅了。

  和珅与其助手福长安给皇帝的一封奏疏:“查奇丰额于五德在织造任内纵容伊子,不行参奏一案,前奉谕旨,将奇丰额革职来京,交军机大臣究讯。兹奇丰额已于本日来到热河,臣等遵旨讯问。奇丰额伏地碰头跪称,我系内务府世仆,由刑部司员蒙恩补放道员,后擢藩臬两司,用至江苏巡抚,理宜倍加感激,于地方一切认真查办,乃五德在江苏织造任内纵容伊子永泰任意苛刻,以致胥役人员心怀抱怨,商贾观望不前,税银短绌,我于彼时不能即行参奏,仅令五德速遣伊子回京,直待降旨询问,始行奏出,实属糊涂荒谬,辜负委任。复蒙格外天恩,不即从重治罪,仅予革职,愧惧惭悚,无地自容。今情愿罚缴银四万两,并求转奏赏给苦差,以期稍赎前。”奇丰额包庇下属被追查,缴了四万两白银,希望免罪之外,还希望再给个官当,即所谓“赏给苦差”,并通过和珅给皇帝上奏。和珅在这中间能白替他传话吗?少给了都不行啊。而“英明”的乾隆皇帝只批示了三个字:“知道了”,其实就是认可了。

  对于官员们私下互通的交情,皇帝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为了保住“议罪银”这一巨额收入。

  这样的以钱免罪的办法,其实施时就不断有反对声,以我们现代的眼光去看,它无疑破坏了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视公理正义如草芥,理应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中。

  以钱代罪,无疑会使缴了议罪银的官员更加有肆无恐,加剧了清朝官吏的腐化。录取官员变相的以敛财能力为标准,而不再注重行政能力,使清朝官员整体素质下降。为了捞回议罪银的花费,官员们会变本加厉的加剧底层百姓负担,造成社会动荡。以钱代罪,有罪不究,律法变得形同虚设,加速了清王朝的衰弱。

  向上有着“议罪银”议权势者罪,向下也有着“养廉银”养地方官廉。

  自古官商不分家,清朝的一朝金融危机又何止是行商人这一个群体所致。众所周知,清朝官场是很腐败的。江湖古老相传:“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当上三年知府,能贪十万银子。江湖古老又相传:“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即使是下手不那么狠的地方官,一年也有三万两银子的进项。

  雍正皇帝说过:“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从知县到总督,各级地方官没有不贪污的。他们之所以贪污,并不是因为平日里缺乏廉洁教育,而是因为钱不够花,连维持最低限度的开支都不够。当然,所谓“最低限度的开支”指的不光是糊口(如果仅为糊口,一年几十两银子也可以填饱一家老小的肚皮),还包括而且必须包括养师爷养长随的开支,否则“官场威仪”无法维持,甚至连日常工作都无法开展。

  雍正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开创了“养廉银”制度:给所有级别的地方一把手发放高出基本工资很多倍的经济补贴,使他们有条件远离贪污。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了广州知府的养廉银标准:每年1500两。知县则比之低一半左右,如广州市区分属的南海县和番禺县,两个知县每年养廉银分别为700两和600两。

  清代地方官的基本工资按照品级发放,只要品级相同,无论你在哪一省份做官,领的工资都一样。可是养廉银却不全按品级,还跟地域有关。例如广东省的知府每年有1500两到2400两的养廉银,河南省的知府每年却有3000两到4000两的养廉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一是各地工作的艰难程度不等,二是能捞的油水也不一样。广东当时经济发达,在广东做官有得捞,所以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就少,而内地省份经济落后,官员能捞的油水少,所以朝廷发放的养廉银就多。从这个意义上看,雍正最初制定养廉银制度的时候就没有指望该制度完全杜绝贪污。

  事实证明,养廉银制度确实不能杜绝贪污。为什么不能?一是因为专制时代缺乏制衡,官员只为上级负责,百姓没有罢免权,只要买通上级,贪污起来毫无风险;二是因为人的贪欲没有极限,即使钱够花了,官员们还渴望“创收”更多的钱,以便享受更好的生活,以及为下一代积累产业;第三,跟地方官的日常开销相比,这笔养廉银的数目仍然很小,例如广州知府每年1500两养廉银,加上基本工资不到两千两,而他光是雇师爷雇长随就要开支一千多两,手头稍微松一下甚至要花掉好几千两,收支缺口仍然存在;此外还有最后一条因素——通货膨胀。清朝皇帝盲目遵循祖宗家法,不敢越雷池一步,顺治时期定下的俸禄标准,雍正时期定下的养廉标准,一直到鸦片战争时都没改动过,而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由于墨西哥白银的大量输入,中国的金银比价发生剧烈改变,白银的购买力越来越低,官员的工资和养廉银看似不变,实际上出现了严重缩水,本来买得起的东西慢慢买不起了。

  我们知道,做官要穿官服,而满清朝廷竟然抠门儿到不发官服,所有官员的官服都要自己花钱定做。皇帝高兴起来,倒会赏赐某个官员黄马褂或者顶戴花翎什么的,可那只是官服的一小部分,大头还要自己买。在雍正年间,定做一套官服最多需要50两银子,而到了道光年间,一套官服平均需要300两银子。这种官服一年得做两套(冷天一套、热天一套),如果碰上比较烧包的官员呢?可能就要定做四套、六套,例如满洲大臣那桐上任之初竟然定做了十几套官服!如此一来,仅买衣服就要花光所有的养廉银,不贪污怎么可能?

  因此在整个清朝官场大背景下,总是贪腐多,清廉少。

  在道光年间,江苏清河县有一个治理河道的官员。这个官员,品级不算太高,但生活却极为重视奢侈享受。一般人吃饭,也不过是日常饭食。一户普通庄户人家一年的花费,也只是二、三十两银子。

  这位官员一段饭,最少都要花去数百两银子。这可能就是一户普通人家十年的花费。即便是这样,他都举起筷子不知道该吃什么。

  而这位官员吃的东西,也都要求十分奇特。他喜欢吃猪背上的肉,就让人把猪关起来,一直赶着它跑。等到猪累倒以后,再把那块肉割下来。一段饭的用料,最少要五十头猪才能满足。

  至于剩下的猪肉,就直接丢掉,不再吃它。这位官员还专门喜欢吃那些驼峰、猴脑等稀奇古怪的东西。即便是豆腐,也有几十种制作花样。摆一次宴席,常常是三天三夜都没有结束。如此奢靡,最终还是摊派到百姓身上。

  1.6 崇节俭,拘小节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号称“富有四海”,坐拥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成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么,道光帝的节俭为何没有为他留下美名,却被人取笑为抠门、吝啬呢?作为一国之君,他究竟能俭朴到什么程度?道光帝这种过度的节俭,是天性使然还是别有用意呢?

  道光帝的节俭,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是嘉庆二十三年(公历1818年)的九月,道光随父亲嘉庆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沈阳故宫里,虽说是宫廷,但实际上相当局促简陋,不要说无法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晋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沈阳故宫阔气多少倍。

  嘉庆皇帝特意把道光领到了清宁宫东暖阁,又叫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已经没人会用的糠灯、牛皮制成的蠢笨的乌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着这些简陋的物品,听着父皇的讲解,回想着祖先创业的艰难,立志要节俭律己。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后,迅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而广之。

  道光元年,皇帝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表达了节俭的理想:

  第一,重义轻利,不蓄私财。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他说,我给你们省。

  第二,停止各省进贡。道光认为各省进贡的多是些土特产,比如水果、蔬菜、茶叶、药材等,地方官每每谄媚地说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钱。但一点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点儿,百姓就少一点儿负担。而且,不远千里,送到北京,运费太贵,浪费更大。譬如盛京,每年进贡辽阳产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钱,但要雇50个壮劳力挑到北京,一来一往一个月,挑到北京烂掉一半,浪费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不再增建宫殿楼阁。经过康雍乾几代经营,皇室居所已经尽善尽美,除了日常维护外,不必再修。今后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讨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这个主意,花言巧语,蛊惑圣听,就是大清万世的罪人,将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一片颂扬之声。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

  道光皇帝厉行节俭,内务府阳奉阴违,收下了各省送来的“孝敬”,道光帝感觉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折中办理,删改则例,减少贡品数量、种类,如属于奢侈性享受的贡品就彻底禁止孝敬,其他贡献的品种和数量也有所减少,并强调按此落实,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减。比如,规定辽阳的香水梨以后每年进二百个。盛京官员跟皇上说:皇家那么多人口,这二百个梨哪里够吃?道光帝说:不吃,留着上供用,二百个足够了!

  因为削减了贡品,而道光帝又将宫廷每年经费降到二十万两。事实上,偌大一个宫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万两才能支应得开,于是宫廷生活艰难起来。

  道光皇帝带头过紧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了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满清外史》记载: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说明衣服不多。又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多亏皇后是个贤内助,苦苦支应,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平衡多方利益,协调各面关系,才把皇家的日子对付着过下去。

  道光的节俭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

  道光十一年(公历1831年)夏,道光帝曾经作《御制慎德堂记》,他告诫皇子皇孙祖宗创业不易,切勿“视富贵为己所应有”,应该做到“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贵看成是受之无愧的,吃饭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华美时髦,耳目不要被视听享乐所引诱,居住不要被豪华气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无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见的东西看得很珍贵,一丝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这一点,怎么能任意挥霍呢?一个万乘之尊的封建帝王能认识到这点实属不易。

  光皇帝以身作则,以此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就露不悦之情,甚至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他能加以处分。道光十年(公历1830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务。

  《清宣宗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十四年(公历1834年)冬天,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都穿着朴素的衣服,高兴地说:“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在道光帝的影响下,官场风气有所转变,至少北京如此。几天过后,官员们上朝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议事结束,红日东升,乾清门内外光明一片,只见满朝文武个个灰头土脸,虽不至于衣衫褴褛,但当时的一般中产阶层也不致于这副打扮。临散朝,彼此之间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穷,或者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等等。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呢。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节俭得更加起劲。

  道光不仅在生活细节上吝啬、抠门,在为政治国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数万清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终于平定了叛乱。

  道光八年(公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现场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壮举”——宴请平叛有功的将士。几天之后,宴会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举行。将军们筷子一挥,几碟小菜立即见底,吃又没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后来,在探讨新疆设防方案时,将军们提出的布防方案就是通不过。本来,将军们已经考虑到了道光帝的吝啬,准备上奏仅要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给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军留守六千人。将军们愤然回击,提出专守新疆东部,西部自治,不予设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骂他们放弃新疆防守,指责其居心叵测。

  经过几年的争执,根据《清史稿》记载,最后决定于“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饷”,方案才得以通过。此后,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急于妥协,也不能不说与吝啬的个性有关。总之,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节俭,一则是生性吝啬,视节俭为理想、乐趣;再则,是以此作为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对策。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这个疑问何尝不同样困扰着道光帝呢。总之,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

  总的来说清朝经济较弱,人口大减,乾隆时期恢复到2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明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它一度有着繁荣的经济。16、17世纪间,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明代初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万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而最后因为农业衰败引起的农民起义灭亡。在明朝,一些日常用品制作得相当奢华,不但是质地,做工也颇为考究。

  1.1 文明断代,发展农耕

  元朝攻灭南宋导致汉文明断代几十年,元朝又不屑于学习汉文明的那套一脉相承下来的统治术,这就导致汉文明的统治术到明朝以后有所失传。

  正是因为蒙元的破坏,导致明朝不能像秦汉魏晋隋唐五代宋那样一脉相承下来,同时足够多的吸取前人教训。

  元朝入主,造成文明断代,传承丢失,举一个例子就是修的万里长城其实跟秦汉长城两码事,作用也是两个作用,秦汉长城主要是烽火台,起预警作用,烽火一起,大军出击,明长城的作用也是。

  汉朝是古典帝国,统治阶级具有极强烈的扩张欲望,瓜分世界,而且对基层有很强的控制力。明朝已经处于封建历史末叶,基本上舒服的地方已经占完了,就打下安南赔了几年钱粮都闹着不干了,所以只能回过头吃自己。明朝朱元璋时代太阳黑子活动异常,是一个小冰河期,所以整个明朝的经济与前朝(唐、宋)相比经济都很差,顶峰时期就是南宋一个零头。

  明朝对北方少数,比起汉朝武帝,及其后期攻打匈奴而言,在武器装备上差距,其实是更小的,汉朝陈汤曾经说,汉朝壮士曾经能以一敌五,后来变弱也能以一敌三。而到了明朝,冷兵器已经没什么差距了,而尚不够拉开大差距的热兵器蒙古人也是会一些的(蒙古兵在西征的时候用过大炮)。明朝的对外政策很有问题,保守而又极度傲娇而轻视,不想从根本上铲除女真蒙古等,明朝,其实有一点儿做的比汉唐宋都好,就是对于云南的统治,朱元璋派兵驻扎云南,毁灭老彝文,把在此之前一直属于实际上少数民族自治的云南翻了天。

  明朝所处的时代,依然还不是现代社会,在近现代社会以前,其实开发长城以北的土地,由于生产力的匮乏,其实对于农耕民族来说是入不敷出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讲,汉唐时,世界范围,不过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拥有大量土地资源、水域资源,而且是,统一国家模式的我们,加上地缘政治,发展不好就奇怪了,而明朝1368年,也就是14世纪晚期建国,这个时候可以看看西方在做什么?西方资产阶级,已经开始觉醒,同时,也将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而我们直到19世纪还是封建模式,生产力有限,大部分人,都在种地,哪来的科技发展,和财富积累,而这些是军事进步的核心,而军事进步,可以开拓海外市场,封建皇帝,闭关锁国,天朝上国思维,也是局限性。

  在明代前期(1368一1424)这五十多年里。战争是主旋律。无论是朱元璋发起北伐,驱逐蒙元,还是朱棣五次亲征漠北。都是规模浩大的全国性战役。不可能不影响一般国计民生。战争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地多人稀。在建立的前八十年,会触发农业文明的专有被动——帝国的繁荣时代,通常会有一段繁荣时期。因此明代前期民生、文化发展缓慢。最多只是一个恢复性过程。

  宣宗朱瞻基在位10年时间,平定了汉王的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撤兵安南,去掉困扰多时的平叛包袱,但也给后人在南海问题上留下了无尽的麻烦;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然而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大量土地流向皇室勋贵官僚地主手中。维持了近70年的清廉政治至此结束,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

  宋朝的开国元勋的后人,明朝的开国武将,世家先被杀的差不多。明朝的武将,是皇帝防,文臣防,面对,日益做大的文臣集团,明朝中后期的所有皇帝,都是扶持太监来对抗,而不是扶持武将集团。自身内部原因,文官集团在土木堡之后,掌握兵权,想夺回兵权的皇帝,大部分都“意外死亡”了,文官集团自身局限性,导致大明没有像汉唐那样,经常对外用兵。明朝的文臣集团,是他们限制了,武将的发展,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明朝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国家,政府大力发展农业,打压其他行业,力图保持农业在明朝经济的绝对地位。

  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重中之重,耕地的多少跟国力强弱有直接关系。朱元璋曾说:“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为了发展农业,首先要把战后流散的农民固着土地上。为此朱元璋曾多次令民归耕,并以减轻赋税为鼓励措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规定允许百姓垦荒田为己业,并免徭役和赋税三年。洪武三年,令苏、松、杭、嘉、湖五郡无田百姓到临濠垦种,官给钱、粮、耕牛、种子,免徭役三年。又以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又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丁少地多者,不许多占,丁多地少者,验丁拨给荒田。这些措施有效地召回了流散人民,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农业生产的恢复。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 ”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

  明初,为适应农业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需要,颁布法令释放奴隶,严禁诱骗掠卖良民为奴隶。同时,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招收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匠户轮班等方面的法令。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 。从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开始移民垦田,“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迁山西晋城、长治二州的无田农民到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发路费、耕牛和籽种,或免税三年。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殖,自耕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朝政府不仅送农耕必需品,还送地,还免除税收,能者多劳,多种多送的活动。这样的扶持力度,古今少有。在一系列利民的政策引导和帮助下,更多的战后难民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国内稳定的形势。

  到了万历朝,明神宗朱翊钧时期,明朝的耕地面积达到了七百万顷,明朝覆灭的时候,全国耕地面积达到七百八十多万顷。欧洲的传教士这样形容明朝:“中国的耕地像花园一样井井有条,没有一块荒地,中国产的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美”。

  明朝初期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强调:“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不先于学校。”并将学校列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书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六事皆举者极少,“学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传统书院再次承担起培养科举人才的重任。明代书院的创办,以嘉靖年间为最多,据统计,明代书院共有1239所。书院的经费来源,大体上可以区分为官方拨置、和私人捐赠。由于政治上的牵连,书院屡遭劫难,历史上共有四次禁毁书院的记载,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间开办的书院就越多。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作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民众智慧的进步。

  太祖朱元璋对腐败深恶痛绝,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了70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经过明初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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