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归南河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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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深秋，黄河支流的南河上漂着一艘破旧的木船，船板缝里渗着水，林晚秋抱着年幼的弟弟，缩在母亲周秀兰身边。父亲林建国撑着断了半截的船桨，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岸，声音嘶哑：“到了，前面就是南河坝，咱们就去那儿落脚。”

木船靠岸时，晚秋踩着冰凉的河水跳下来，脚底被碎石硌得生疼。南河坝村在河湾处，土坯房挤在黄土坡上，村口老槐树下围着几个穿补丁衣裳的村民，好奇地打量着这外来的一家人。

“你们是逃荒来的？”一个裹着蓝头巾的大娘走过来，声音温和。她是村支书陈守业的媳妇王大娘，看着晚秋一家的狼狈样，叹了口气，“跟我来吧，先去我家喝碗玉米糊糊暖暖身子。”

王大娘家的土坯房不大，灶房里飘着玉米的香气。她舀了满满四碗糊糊，端到桌上：“趁热喝，别嫌弃。村里穷，就这能拿得出手的。”晚秋捧着温热的碗，玉米糊糊的香甜滑进喉咙，这是她逃荒半个月来，喝到的第一口热饭。

林建国放下碗，局促地说：“大妹子，多谢你。我们是从河南逃荒来的，家里遭了灾，想在村里寻个住处，给口饭吃，干啥活都行。”王大娘看了看屋外，对丈夫陈守业说：“村东头那间闲置的土坯房，收拾收拾还能住，先让他们住那儿吧。”

就这样，晚秋一家在南河坝落了脚。土坯房漏风，晚上得用破麻袋堵着窗户；没有耕地，林建国只能跟着村民去河坝修堤，挣点工分换粮食。晚秋看着母亲偷偷抹眼泪，攥紧了拳头：“娘，我不上学了，我去帮爹干活。”周秀兰搂着女儿，眼泪掉在她的头发上：“傻孩子，再难也得读书，读书才有出路。”

1976年初春，南河坝的积雪还没化透，晚秋发现村里大多人不识字——王大娘不认识药包上的字，吃错了药；刘老根卖粮食时，被粮站的人骗了秤，因为他看不懂票据。晚秋心里有了个主意：办个扫盲班，教村民认字。

她找到陈守业，红着脸说：“陈支书，我想在村里办扫盲班，教大家认字，您看行吗？”陈守业愣了愣，随即笑着说：“好啊！村里早就该办了，就是没人牵头。你要是愿意教，我把村头的旧仓库腾出来当教室。”

扫盲班开学那天，来了二十多个村民，有老人，有妇女，还有半大的孩子。晚秋把自己的课本撕成小页，当成识字本发给大家，又用红泥搓成条，晒干了当粉笔，在黑板上写了第一个字：“河”。“这个字念‘河’，咱们南河坝的河。”她的声音有点抖，却很认真。

王大娘学得最认真，每天早早到教室，把晚秋写的字抄在布上，晚上回家就着煤油灯背。有一次，她拿着抄满字的布，拉着晚秋的手说：“晚秋姑娘，我能认出药包上的‘退烧’俩字了！”刘老根也来了劲，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还能算清粮食的斤两，再也没被人骗过。

可没过多久，就有村民说闲话：“一个外来的丫头片子，还想当老师？”“浪费时间，还不如多挣点工分。”刘老根听了，在村口骂了一句：“人家晚秋姑娘免费教咱们认字，你们凭啥说闲话？不想学就滚！”闲话渐渐没了，来扫盲班的人反而多了。

晚秋看着村民们认真的样子，心里暖暖的。她知道，这土坯房里的扫盲班，不仅教的是字，更是给南河坝的人，点亮了一点希望的光。

1976年夏天，南河坝遭遇了大旱。河水断了流，地里的玉米叶子卷了边，晒得发脆，一捏就碎。村民们每天天不亮就去河沟里挑水，可河沟里的水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浑浊的泥浆。

林建国看着干裂的土地，愁得睡不着觉：“再不下雨，今年的收成就完了。”晚秋也急，她想起在课本里看过“蓄水池”，拉着陈守业的儿子陈建军说：“建军，咱们在河坝下挖个蓄水池，把雨水存起来，说不定能救庄稼。”

陈建军比晚秋小两岁，是个实诚的后生，立刻点头：“行！我去叫人。”两人在河坝下选了块低洼地，陈建军喊了十几个年轻后生，拿着铁锹、锄头开始挖。太阳像火一样烤着，大家的衣服湿透了，手上磨出了泡，却没人喊累。

村民们看他们干得热火朝天，也纷纷加入。王大娘带着妇女们送水、送干粮；老人坐在旁边，给大家递毛巾。晚秋拿着水桶，一趟趟往工地运水，肩膀被扁担压得通红，却没停下。

挖了半个月，蓄水池终于挖好了。可天还是不下雨，大家又犯了愁。晚秋盯着蓄水池，突然说：“咱们去上游的河沟里挑水，先把蓄水池灌满，能救一亩是一亩。”

于是，村民们组成了挑水队，两人一组，用木桶往蓄水池里运水。晚秋和陈建军一组，他挑着桶走在前面，晚秋在后面扶着，两人的脚印在黄土路上连成一串。有一次，陈建军脚下一滑，桶里的水洒了一半，他懊恼地捶了捶腿。晚秋笑着说：“没事，咱们再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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