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破产那天，我正用镶钻指甲油涂第十遍指甲。
三个月后，我在筒子楼里用钢丝球刷发霉的墙皮，隔壁阳台传来低沉的男声：“葡萄藤爬过来了。”
我踮脚看见高中时总考年级第二的周屿安——如今穿着体制内标配的Polo衫，袖口挽到小臂。
他晃了晃手中我种的葡萄：“酸得像我当年偷看你的心情。”
后来他每天“顺便”多做的晚饭养刁了我的胃。
家长里短的纠纷他三言两语化解，领导介绍的相亲对象被他用假男友身份气跑。
直到我被学生家长诬告停职，他翻出抽屉里泛黄的日记本：“从十六岁等到现在，能不能轮到我转正？”
不锈钢盆里，冷水泡着的几根蔫巴巴青菜叶子，在昏暗的白炽灯下显得格外寒碜。出租屋的水龙头大概上了年纪，拧紧后还在顽强地滴答着，每一声都精准地敲在我紧绷的神经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合着廉价消毒水的刺鼻气息，顽固地钻进鼻孔，挥之不去。
我，沈昭昭，二十岁前的人生字典里从来没有“省钱”这个词。巴黎高定的裙子当季穿完就压箱底，米其林三星是日常食堂，连涂个指甲油都得是镶着碎钻的限量版，涂十遍，直到每个弧度都完美无瑕才肯罢休。那时候的烦恼？顶多是纠结今天开哪辆跑车去兜风，或者新拍的那幅莫奈赝品挂哪面墙更衬窗帘颜色。
谁能想到呢？
三个月，仅仅三个月。我爸沈国华那个曾经在本地叱咤风云、名字能当银行担保用的商业帝国，就像被白蚁蛀空了的华丽宫殿，轰然倒塌，连点像样的声响都没留下。债务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我们拥有的一切。别墅、车子、拍卖行里淘来的宝贝、衣帽间里数不清的奢侈品……统统被贴上封条，成了别人眼里待价而沽的商品。
我站在法院门口，看着那些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清点着我曾经视若寻常的东西，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身外之物”。那些曾经让我引以为傲、象征着我沈昭昭身份的光环，碎得连渣都不剩。
“昭昭，坚强点。”我妈当时紧紧攥着我的手，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但眼神里有一种近乎悲壮的坚持，“天塌不下来，我们得活下去。”
活下去。多么朴素又沉重的三个字。
于是，我那个曾经只懂得品鉴红酒、插花、参加慈善晚宴的母亲，迅速变卖了仅存的一点首饰，托了不知拐了多少道弯的关系，在城南这片最老旧的筒子楼里，租下了这个不足三十平米的一室户。而我，那个曾经连烧壶开水都怕烫着手的沈家大小姐，在经历了一连串简历石沉大海、面试官或同情或鄙夷的目光洗礼后，终于在一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高中——明德中学，找到了一份英语实习教师的工作。实习期工资，三千块。刚好够付这间小屋的月租，以及勉强维持我和母亲最基本的生活。
生活真他妈会开玩笑。
我把洗好的青菜捞出来，甩了甩水珠，准备随便切切煮碗面。厨房狭窄得只能容一个人转身，墙壁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油腻发黄的污垢，有些地方甚至鼓起了一个个丑陋的霉斑泡泡，像是皮肤上溃烂的脓疮。角落里的蟑螂大摇大摆地溜达，嚣张得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一股难以言喻的烦躁猛地冲上头顶，像烧红的烙铁烫着神经。我盯着墙壁上一块尤其顽固、边缘发黑的霉斑，只觉得它像一张无声嘲笑的脸，嘲笑着我现在的狼狈。鬼使神差地，我弯腰捡起地上那个沾满油污、钢丝都呲出来的钢丝球，拧开水龙头，冰冷刺骨的水瞬间冲在手上。我咬着牙，把全身的力气都压在手臂上，对着那块霉斑狠狠地、发疯似的擦了下去！
“滋啦——滋啦——”
钢丝摩擦着粗糙墙面的声音，尖锐得让人牙酸。霉斑顽固地抵抗着，只掉下一点点黑灰色的粉末，更多的污垢被带开，蔓延成更大一片丑陋的痕迹。水珠混合着污垢溅到我的脸上、衣服上，冰凉又肮脏。手臂因为过度用力而酸痛发抖，指甲缝里瞬间塞满了黑乎乎的油泥。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恶心得想吐。
“砰！” 一声闷响，手里的钢丝球被我狠狠摔在湿漉漉的水槽里，弹跳了一下，不动了。我撑着冰冷的、布满水渍的灶台边缘，大口喘着气，胸口剧烈起伏。冰冷的绝望像水槽里脏污的积水，一点点漫上来，淹没了脚踝，膝盖，直逼心脏。镜子里映出一张苍白的脸，眼下带着浓重的青黑，曾经精心打理的卷发乱糟糟地贴在汗湿的额角，昂贵的真丝睡衣袖口沾满了污渍，狼狈得像个乞丐。
这就是我的生活？用这双曾经只用来挑选珠宝、涂抹指甲油的手，在这样一个散发着霉味和蟑螂屎味的地方，徒劳地擦着一堵永远也擦不干净的墙？
就在这时，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极其微弱，却异常清晰地钻入我的耳朵。不是蟑螂，也不是水管滴水。那声音，像是……某种藤蔓在小心翼翼地攀爬？
我疑惑地抬起头，循着声音望向厨房那扇小小的、蒙着厚厚一层灰垢的窗户。窗外是这栋筒子楼狭窄的“天井”，对面紧挨着的就是隔壁单元的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