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侯府，刚赎身，讲讲我这五年怎么从泥里爬出来的
谢邀。
此刻我正坐在城南租来的小院里，手里捏着那张泛黄的卖身契。墨迹已经有些模糊，但“苏瑾”两个字和“永宁侯府”的朱印依旧清晰。三天前，我亲手将它从账房先生手里换回来，走出侯府那扇厚重的朱漆大门时，槐花正落得满地都是，踩上去软软的，像踩在梦里。
邻居张婶刚送来一碗新蒸的槐花糕，甜香混着院子里薄荷的凉气，是我从前在侯府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安稳。
好多人问过我，一个丫鬟怎么攒得出二十两赎身钱。其实哪有什么捷径，不过是把日子拆成一分一厘，熬着熬着，就真的熬出了头。这五年里的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既要盯着脚下的路，又得防着头顶的灰，稍不留意，就可能摔得粉身碎骨。
（1）
刚到这个世界的记忆，总是带着股酸馊味，像浸了水的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睁开眼时，我正趴在冰冷的青石板上，额头磕破了，血糊了半张脸，黏在睫毛上，视线一片模糊。旁边就是半人高的泔水桶，烂菜叶和馊掉的米粥混在一起，招了满桶的绿头苍蝇，嗡嗡声听得人头皮发麻。
脑子里像塞进了一团乱麻，属于原主的记忆碎碎糟糟涌进来——她也叫苏瑾，是个家破人亡的孤女，上个月被牙婆卖到永宁侯府，刚进来没几天，就因为笨手笨脚打翻了三姑娘的茶盏，被管事嬷嬷罚跪在雪地里，晕过去后不知怎么就滚到了这儿。
而我，一个刚加完班赶地铁的社畜，前一秒还在抱怨老板画的饼比井盖还大，后一秒就成了这深宅大院里最卑贱的使唤丫头。没有系统提示，没有随身空间，手机和钱包早就不知所踪，唯一跟着我的，只有现代社会二十多年的记忆，和一身熬出来的颈椎病。
胃里空得发疼，原主的记忆告诉我，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我挣扎着爬起来，眼冒金星地盯着泔水桶，里面漂浮的馊饭散发着刺鼻的酸气，可饥饿像只手，死死攥着我的五脏六腑。最终还是没忍住，伸手从桶边捞起半块没沾多少脏东西的馒头。
面是粗糙的杂粮面，干硬得硌喉咙，可我刚咬了一口，就被人一脚踹在背上
“哪里来的贱蹄子！敢偷主子们的东西？”一个穿着青布比甲的婆子叉着腰，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手里的藤条“啪”地抽在地上，“看我不打断你的腿，让你知道侯府的规矩！”
我被踹得趴在地上，馒头滚出去老远，沾了泥。那一瞬间，现代社会二十多年的自尊碎得比地上的馒头渣还彻底。我想反驳，想说这是捡的，可喉咙里像堵了棉花，只能发出嗬嗬的气音。原主的记忆里，顶撞管事嬷嬷的下场，比饿死更惨。
后来才知道，这是负责管粗使丫头的刘嬷嬷，出了名的手狠。她见我趴在地上不动，骂骂咧咧地用藤条戳我的背：“还装死？起来！去刷恭桶！什么时候刷干净了，什么时候才有饭吃！”
恭房在府里最偏僻的角落，大夏天也闷得像个蒸笼。我踩着小板凳，踮着脚把黑漆漆的恭桶拎出来，桶沿结着黄渍，一股腥臭味直冲脑门。刘嬷嬷扔给我一块碱石，说：“用这个刷，刷不干净，今晚就接着跪雪地！”
我咬着牙，把碱石泡在水里，用破布蘸着一遍遍擦。指甲缝里很快塞满了洗不掉的污垢，呛人的气味钻进鼻子里，胃里翻江倒海，吐了好几回，直到最后什么也吐不出来，只剩酸水。手上的皮被碱水蚀得发红发疼，可我不敢停，刘嬷嬷就站在门口盯着，嘴里的咒骂声没断过。
一直刷到天黑，恭房外的梆子敲了三下，我才被允许回下房。所谓的下房，是间漏风的土坯房，摆着四张木板床，挤了八个丫头。我刚进门，就有人扔过来一个硬邦邦的窝头。
“快吃吧，刘嬷嬷的气性大，熬过今晚就好了。”说话的是个圆脸丫头，比我高半个头，脸上总带着点怯生生的红，她就是春桃。
我接过窝头，干得刺嗓子，得就着水才能咽下去。春桃凑过来，小声说：“我刚来的时候，也被她罚过。咱们这样的，没根没底，只能忍着。”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小撮盐，撒在我额头的伤口上，“有点疼，消消毒。”
盐粒渗进伤口，疼得我龇牙咧嘴，眼泪却忍不住掉下来。不是因为疼，是因为茫然。我没有原主的记忆，不知道这朝代的规矩，不懂侯府的门道，更没有什么“金手指”能让我一步登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像春桃说的那样——先活着。
（2）
在侯府当差，最忌讳的就是“多”。话多，眼多，心多，都容易惹祸。这是我进浣衣房第一天，就刻进骨子里的道理。
浣衣房的管事是张嬷嬷，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却像鹰隼似的，谁偷懒谁耍滑，她都看得一清二楚。我被分到这里时，她只说了一句话：“手脚麻利点，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看的别看。”
第二天，我就见识了厉害。负责晾衣裳的小莲，和我差不多大，性子活泛，爱说闲话。那天她蹲在竹竿旁收衣裳，跟旁边的丫头嘀咕：“三姑娘的胭脂水粉比去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