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死这本书没有白莲花，没有恶毒女配，也没有恶毒的家人，朋友都特别好，很可爱，很仗义，也不是特别小白兔，也不特别拽，给人一种风轻云淡的感觉，放心，只要不是喜欢虐文的，相信你一定会喜欢姜小维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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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墓很小，墓碑上的墓志铭倒写的有点长。
"XX是一个极其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 十七岁毕业于崇礼女中，十九岁死于肺病。…… 爱音乐，爱静，爱父母…… 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 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 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这回事。的确，她是美丽的，她喜欢静，她是生肺病死的，她的死是大家同声惋惜的，可是作为她的同学，我想说 —— 全然不是这回事。
一
民国二十五年的秋天，上海的梧桐叶刚染了点黄，崇礼女中的校门就飘着桂花甜香。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站在礼堂旁的海棠树下，蜜合色软缎旗袍的下摆沾着几片粉白花瓣，风一吹，那花瓣就跟着她的裙角晃，像舍不得离开似的。
那时候女中里的女生，多半是蓝布旗袍滚白边，头发用橡皮筋扎成两把刷子，下课就围着卖糖粥的摊子吵吵嚷嚷。只有她，总把头发松松绾在颈后，用支银质小簪子固定，簪子上刻着极小的 “郑” 字，据说是她祖母传下来的。
她不爱跟人扎堆，常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对着窗外的教堂尖顶发呆。阳光斜斜照在她脸上，能看见细得像蛛丝的绒毛，皮肤是那种冷白，像刚从冰窖里取出来的羊脂玉，碰一下都怕化了。
我们那时都十五岁，正是把 “悲哀” 当时髦的年纪。纪念册上抄满了当时徐志摩的新诗，笔记本里夹着干枯的紫罗兰，连走路都要故意拖着脚步，装出几分愁绪。她的纪念册却不一样，她不抄那些滥俗的句子，只在扉页写了行小楷：“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 字是极清秀的，却带着点说不出的冷意。
有次我借她的纪念册去看，发现后面空白页上画着小小的教堂彩玻璃，蓝色的圣母像，金色的光环，笔触细得像蚊子腿。她当时坐在我旁边，手指轻轻划着那些画，说：“徐家汇教堂的彩玻璃，太阳照过来的时候，连灰尘都像撒了金粉。” 那时候我只觉得她文艺。
她家住在霞飞路西段，一幢殖民时期的老洋房。外墙的青砖上爬满枯死的爬山虎，藤蔓像褐色的蛇，缠在生锈的铁艺阳台上。阳台的栏杆是欧式花纹，如今掉了漆，露出里面的黑铁，像没落贵族穿破了的蕾丝衣领。
民国二十六年正月，那是我第一次去她家，几个同学约着给郑夫人拜年。门是李妈开的，她穿着灰布棉袄，袖口磨得发亮，看见我们就咧开嘴笑，露出两颗缺了的牙：“小姐们来啦，快进来，夫人在客厅等着呢。”
客厅里摆着个红木大沙发，上面铺着织金坐垫，却看得出有些地方起了球。墙上挂着幅油画，画的是西洋风景，颜料都裂了缝。郑先生躺在靠窗的烟榻上，盖着件藏青缎子被，手里捏着杆象牙烟枪，烟锅里的鸦片正冒着袅袅青烟。他看见我们，勉强抬了抬眼皮，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来啦？坐吧。” 他长的天生白嫩，倒像个泡在酒精里的孩尸，脸是浮肿的，嘴唇发紫，连呼吸都带着股鸦片味。
郑夫人从里屋出来，穿件桃粉色旗袍，领口滚着白狐毛，头发梳得油亮，用支珍珠发簪固定。她一进来就笑着拍手：“哎呀，是宝丽的同学吧？快坐，快坐，李妈，倒茶！” 她总爱叫女儿们的英文名，大女儿叫兰西，二女儿露西，三女儿莎丽，她是最小的，叫宝丽。可后来李妈跟我们说，在家里她们根本不叫英文名，郑夫人喊大女儿 “大毛头”，二女儿 “二毛头”，到了小女儿，就是 “四毛头”。有次我们听见郑夫人在厨房跟李妈抱怨：“宝丽这名字多洋气，偏生她爸说像洋行的打字员，非要叫四毛头，土得掉渣！”
那天郑夫人留我们吃饭，菜倒还算丰盛，有红烧肉、糖醋鱼，还有一碟炒虾仁。她坐在我旁边，小口小口地吃着，筷子只夹离她最近的青菜。郑夫人时不时给她夹块肉，说：“宝丽，多吃点，看你瘦的，风一吹就倒。” 她点点头，把肉放在碗里，却没再动。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她已经开始咳嗽了，只是瞒着人，每次咳的时候就躲进卫生间，用毛巾捂住嘴，怕被人听见。
二
民国二十六年春天，她突然退学了。教务处的老师说她得了肺病，需要在家静养。可女中里的流言比春风还快，有人说她父亲赌输了家产，把她许给了南洋富商做姨太太，所以故意说她生病；有人说她其实是怀了孕，家里怕丢人，才让她退学；还有人说她得了不治之症，活不了多久了。我那时候在洋行做打字员，每天对着打字机敲敲打打，心里总惦记着她。直到梅雨绵绵的六月，我攒了点钱，买了两斤苹果、一包桃酥，提着水果篮去郑公馆探望。
那天的雨下得不大，却密得像牛毛，打在洋房的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李妈开了门，看见我就叹了口气：“小姐，你来了，我们四小姐…… 唉，你上去看看吧，就在二楼最里面的房间
